圍堵升級。

美國針對全球貿易的“大網”正在逐漸收攏。

上周，特朗普政府向包括日、韓及東盟在內的14國發出信函，宣布自8月1日起大幅提升關稅，并明確警告將打擊“為逃避高額關稅而轉運的貨物”。這一行動，讓曾被視為規避關稅“安全港”的東南亞，瞬間成為風暴眼。

從華盛頓的視角來看，其行動的理據清晰地呈現在貿易數據中。自2018年以來，越南對美出口額激增的同時，其從中國的進口額也幾乎同步增長。

另有數據顯示在2017年至2024年間，中國在美國總進口中的份額下降了8.1個百分點，而越南和墨西哥的份額則顯著上升。這被美方解讀為貿易“重新路由”的確鑿證據，也正是此次精準打擊的靶心。

越南與美國達成的初步協議極具代表性：經由越南轉運的商品將面臨40%的高額關稅，其中鋰電池赫然在列。

印尼則同意對本國對美出口商品征收19%關稅，但也附加了針對轉運的懲罰性條款。

其他東盟國家面臨的潛在稅率從32%至40%不等，已接近轉運懲罰的水平。

然而，一個關鍵問題是，美國似乎并未仔細甄別“轉口貿易”與“綠地投資”的區別。近年來，中國企業的東南亞布局已遠超簡單的產品出口。

寧德時代在印尼的電池廠、國軒高科在越南的工廠、億緯鋰能在馬來西亞的基地，其投資模式更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MF）所定義的“綠地投資”：

不僅轉移組裝線，更將相當一部分零部件制造、甚至上游材料等高附加值環節真實地部署到當地。

包括星源材質、新宙邦、龍蟠科技等在內的鋰電核心材料廠商，亦在東南亞落地、規劃了產能布局。

這本應是滿足東道國要求、規避“轉運”嫌疑的深度本土化戰略。但美國發出的信號實在模糊：

以電池產業為例，一個生動的場景是：一個在中國生產的電芯，運到越南僅作最后的電池包組裝后出口，這是否會被視為轉運？

更進一步，如果電芯本身在越南生產，采用了越南當地的正極、隔膜和電解液，但其關鍵的負極材料和集流體依然從中國進口，那么這個產品的原產地究竟是哪里？

以增值程度為核心的判斷標準，其具體的計算方式又是什么？增值率需要達到多少才能被認定為本地生產？

懸而未決的“轉運”定義與原產地規則，讓這些重資產投資的前景同樣充滿了高度不確定性。

不只是關稅升級

要理解當前的風險，必須認識到這并非一次戰術性升級（將對等關稅與針對特定行業、國家的精準打擊相結合），而是一場全球貿易格局的深刻變革。

多家機構認為，這是自1930年《斯穆特-霍利關稅法》以來最大規模的關稅提升。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測算，美國最終落地的平均有效關稅率將超過20%，為1910年來最高。

其背后，根植于特朗普2.0政府三大核心理念的混合驅動，使其比單一動機的保護主義更具持久性。

首先，是對抗中國的國家主導型產業政策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報告直言不諱，對中國電動汽車、電池和太陽能等“新三樣”加征關稅，旨在反擊其非市場行為。

其次，是重振國內制造業的“經濟民族主義”，關稅與“大而美”法案等國內產業政策形成互補，旨在激勵企業將供應鏈遷回美國。

最后，是對貿易逆差的零和博弈式執念。直接將美國定義為“損失”和對方“勝利”，實際上是將國際貿易視為一場競爭而非合作。

這種做法公然背離了WTO“最惠國待遇”的基本原則，即要求對所有貿易伙伴一視同仁，被中國外交部指為“觸及多邊貿易體系的底線”。

此外，財政需求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。在“大而美法案”減稅幅度遠大于減支的背景下，關稅成為了籌集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。

但對美國自身而言，代價或將同樣巨大。耶魯大學的預測顯示，關稅將導致物價上漲2.1%，相當于每戶家庭損失2800美元，并導致實際GDP永久性地縮小0.5%。

在全球層面，一個更深遠的變化已經發生。地緣政治現實，正在加速全球供應鏈從過去的“效率驅動”轉向“安全和陣營驅動”。

數據顯示，地緣政治上“親美”與“親華”兩大集團間的貿易增速，已比集團內部貿易增速低了近5個百分點。中國企業面臨的，是一個日益碎片化的全球格局。

滯后的沖擊波：從市場疲勞到產業陣痛

盡管關稅警報頻傳，金融市場的反應卻異常平靜，美元溫和回落，美股保持堅挺。摩根大通的報告將此歸因于市場的“關稅疲勞”，以及企業通過提前囤積庫存、調整采購地等戰術手段進行的短期緩沖。

但這份平靜具有欺騙性。據其預計，關稅的滯后影響預計將在今年第三、四季度庫存耗盡后完全顯性化。屆時，成本壓力將直接傳導至全球企業的利潤。

另有分析師警告，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將抑制美國這一最大市場的長期需求，并向上游的全球供應鏈傳導。

在關稅尚未實施前，美國部分必需消費品價格已在一季度上漲，而對于非必需品，問題不僅是漲價，更是需求會否因此消失。

這場沖擊波對中國鋰電產業的打擊尤為精準且沉重。美國是中國鋰電池無可爭議的第一大出口市場，2024年出口額超過150億美元，占中國鋰電池出口總額高達25%，其后才是德國和韓國等國家。

在最悲觀的假設下，如果這部分出口全部被替代，意味著中國將失去一個價值超150億美元的龐大市場。

而這場外部沖擊，恰好發生在中國國內鋰電產業一個較為脆弱的時刻。

供需錯配帶來的價格內卷曠日持久，目前，旨在化解產能過剩的“反內卷”（實為供給側改革）尚處于信號釋放的初期，但國內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卻顯得乏力。

在當前相對逼仄的政策空間下，“以舊換新”政策的提振效應可能在下半年逐步減退，而市場又缺乏強勁的同步復蘇信號。

在這種背景下，出口將帶來的“優質需求”的萎縮，可能導致“單純依靠去產能”的改革陷入供給與需求同時下行的困境。已有電池企業表示，“儲能電池若不出口，在國內還是虧損”，這正是這種困境最直白的體現。

與此同時，中美在新能源領域的博弈信號也在不斷升級。在圍繞關稅的兩輪談判（5月10日于日內瓦，6月上旬于倫敦）后，雙方暫時設定的對等關稅“暫停鍵”將截止到8月12日。

與此同時，中國在7月15日正式調整發布了《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》，在電池技術方面，新增了“電池用磷酸鐵鋰制備技術”、“電池用磷酸錳鐵鋰制備技術”等三條控制要點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征求意見稿中，相關技術主要針對高強度、高壓實類的磷酸鐵鋰和快充類磷酸錳鐵鋰等下一代產品和技術；而在終版中，對磷酸鐵鋰的參數范圍限制，已縮窄至更接近量產應用的產品。不過，被列為“限制性”而非“禁止性”條目，意味著經審批后仍可出口。

此舉被視為一種精準且不屈服的技術博弈姿態。

從“轉口”走向“扎根”

面對徹底改變的游戲規則，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戰略正在被迫加速、徹底進化。從過去的“借道出海”，升級為“深度扎根”。

這意味著從“貿易轉運”（trade rerouting）向IMF所稱的“貿易再配置”（trade reallocation）的結構性轉變。

榮鼎集團的報告證實了這一趨勢：比亞迪、上汽、奇瑞等車企正在顯著加快在歐洲、墨西哥、巴西等地的本地化生產設施建設。比亞迪在東南亞提出的“即時采購”的模式，更是從側面印證了其構建本地化供應商生態的戰略意圖。中國的電池制造商在海外布局時，同樣傾向于將整個供應鏈一同帶出。

然而，核心的困境在于，這種“深度本土化”的“正確”戰略，是否足以應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。

即便企業進行了真實的綠地投資，滿足了東道國對增加值和就業的全部要求，但只要其背后是中國資本，且處于電動汽車、電池這樣的敏感行業，就始終面臨風險。

針對“新三樣”的圍堵，或許總會以不同形式出現。如果反轉運關稅不足以達成目標，更嚴苛的原產地規則、對東道國的直接施壓、乃至新的非關稅壁壘都可能接踵而至。

這場變革的本質，是企業全球布局的底層邏輯已從過去以勞動力和物流成本為核心的“效率模型”，徹底轉向了以關稅和地緣政治風險為核心的“合規與安全模型”。

對于致力于全球化的中國企業而言，這不僅僅是一個需要支付更高稅率的時期，而是一個需要在一個反對自由貿易的、碎片化的全球格局中，為應對隨時可能變化的規則而不斷調整身位的，充滿挑戰的新時代。